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，大量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。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公证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，从房地产公证的繁荣，到金融公证的兴盛，这两个风口让中国公证迅速驶入黄金时代。然而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、政府治理优化以及信息技术的飞跃，传统公证业务在近几年趋于平缓甚至逐渐进入下行期，如何找寻下一个风口、获得新的业务增量，已经成为行业改革发展的紧迫命题。

长期以来，公证业务开拓始终围绕两个核心，一个是社会法律服务需求，另一个则是公证自身职能作用发挥，只有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，公证才具有生命力，公证价值也才能得到真正实现。就当下行业大环境而言，在传统业务逐步萎缩的同时，社会的中坚力量纷纷步入老年，怎样进行财产传承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，而在“对的时间”，公证如何去做“对的事”便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传承法务已经成为公证发展的新风口，是既能满足社会需求，又能体现公证价值的“对的事”。在这里，笔者与大家分享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的一个案例，也为传承法务的研究提供一点素材。

被继承人在2021年年初去世，留下财产若干，但却没有留下关于遗产分配的只字片语。被继承人是家中独子，尚有老母亲健在，已八十有余，除此之外，继承人还有配偶和儿子，儿子是未成年人。单就法律关系来讲，这个案子并不复杂，主要就是婆婆与儿媳之间遗产分割的问题，但实际处理过程中，双方始终无法谈拢，既不愿各让一步，又不想对簿公堂。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公证员组织继承人及双方律师召开家庭会议，了解到，婆婆并非想要争夺财产，而是担心剩下的日子无人照料或照料不周。基于这个原因，她提出了包括支付养老金、提供居住处所、雇佣保姆等一系列的诉求。而对于这些诉求，儿媳也没有异议，但是担心婆婆在办理继承手续途中变卦，提高养老金金额。

我们不难发现，要解决这个法律问题，就必须先解决双方的信任问题。对此，公证员给出了“一揽子”解决方案：一是拟定遗产分割协议，明确遗产处理方式；二是拟定资金监管协议，在双方签订遗产分割协议后立即将30万养老金提存于监管账户，全部继承手续完成后再将养老金本金和期间的利息支付给婆婆；三是拟定居住权合同，保障婆婆居住诉求；四是拟定遗赠扶养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通过上述方案，信任问题迎刃而解，双方权益得到衡平。在此基础上，公证员顺利完成了继承手续办理。按照传统的继承程序，到这里公证办理便可宣告结束，但基于明信公证处“公证书出具并不是公证的结束，而是公证的开始”的一贯理念，笔者认为只有将结果给到当事人，才算是公证的“圆满”。这个案子中，被继承人遗产除现金外，还涉及房产、股票、股权、债权等，种类较多且价值较大，在继承公证书出具后，公证员又针对公司章程修改、股权协议代书、税务规划等为继承人提供了法律咨询服务，同时代理完成了昆明、大理、重庆、景洪等地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。此外，由于被继承人遗产中还涉及网贷等冻结部分，仅通过公证继承手续无法取得，因此公证处通过与律师合作的方式，即由公证处出具遗产管理人资格公证书，由律师事务所担任遗产管理人，继续为继承人主张权利，以此弥补继承公证的不足。

到这里，公证服务才最终画上句号。笔者相信，本案中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在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下，应当能够老有所养、寡有所依。

这个案例是明信公证处众多综合法律服务案例之一，但在传承法务领域，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。在研究过程中，笔者得出以下几点认识：

第一，当事人的法律问题就是公证的机会。明信公证处每年办理十余万件公证，以每件公证涉及两名当事人计算，一年大概可以接待30万人次，但在这庞大的群体当中，真正懂法、会用法的人屈指可数。就刚才案例中的被继承人而言，实现了“创富”和“守富”，却不知“传富”之法。再比如，有的企业家虽精通企业经营，但却因公司章程和股权设计问题，让后代陷于纷争，一手打下的“江山”也毁于一旦。当事人如此众多的法律问题恰恰为公证实践提供了宽广平台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有助于我们看到传统公证以外的更为广袤的法律服务空间。

第二，传承法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事务。从事这一工作，一方面需要掌握必要的法律工具。另一方面，还需要具备良好的知识储备以及能力支持。我们知道，很多法税律师在传承法务领域做得很好，因为他们与一般律师相比，具备更好的税务筹划能力。律师除具备法律知识外，还需要掌握与财产传承相关的金融、保险、信托、移民、税务、理财等各个领域的知识，为当事人提供综合解决方案。可见，传承法务不是一个简单的事，从业者必须有很强的综合素质才行。

第三，必须脚踏实地，找到公证在传承法务中的价值核心点。前面说了很多项能力，但公证在其中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，这值得我们在实践中深入探究。民法典的实施为传承实务带来新的要求、新的视角和新的工具。比如通过遗嘱检认进行遗嘱真实性、有效性判断，做好纠纷源头预防，推动财产传承顺利实现。据了解，目前已有杭州、深圳、重庆等多地公证机构设立遗产管理人库或遗产管理人推荐库，这种新型方式有助于跨领域合作的达成，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。但同样因为这种方式仍处在初步实践阶段，其实质内涵缺乏明确定义，因此不建议过度营销，避免“雷声大雨点小”的结果。

第四，要学会用商业思维和商业方法考虑传承法务。上述案例中，公证机构的专业价值得到很好体现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要考虑其中的成本支出，以及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。一项业务开拓是否成功，除了要看它的社会价值，还要看经济价值，只有两者兼具才是可持续、可复制的。就传承法务而言，其综合性、复杂性决定了它很难达到“物美价廉”的要求，出于降低成本、规模运作的考虑，笔者更倾向于选择“律师+公证”这样一种联合模式。律师在高净值人群中具有良好的客户资源渠道，同时具备灵活、多元的法律工具运用能力，而公证则具备公证文书证据效力，具有传承法律关系设计和法律事务代理等能力。通过两者的扬长避短、相互配合，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规模化运作方式，对于这一点，笔者认为可以充分期待。（本文刊登于《中国公证》2022年第1期）

段 伟·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